我想要的是从买办这个政治概念，走向一个具体的人。

 

 

买了一个三品候补知府的何丹书着官服照。这张照片尺幅略小于16开杂志封面，显然悬挂于厅堂，后来它被严重损毁，又经何伟馨的夫人修复，何天雯翻拍。约1900年冬。

目前关于何丹书的可靠资料，只有几个来源，一是何家后人何伯勋的口述，二是刘钢老底片中墓碑照片，三是网上搜索结果。三个方面的信息都非常少，但在没有发现新材料之前，我们不妨从中归纳出几条何丹书生平的可靠脉络。

一、口述资料

据何伯勋说，何丹书的籍贯在浙江余姚一个名叫“回龙市”的地方，不久前得到的消息证实，何氏祖宅，一所很旧的房子，似乎有意保留着而没有拆除。何丹书读书不多，从摆水果摊子起步，到买卖军火发家。像其生意搭档叶澄衷、朱葆三一样，何丹书发迹后捐资办学校，在回龙市办了“丹书学堂”，现在叫“回龙中学”，还买了200亩田供养学校，以田租支付学校各项费用。何丹书去世后葬在余姚回龙市祖茔，解放后人民公社成立时期，我们从刘钢老底片912#看见的那个何丹书墓被平掉，遗骨从回龙市迁往余姚县城公墓，现在下落不明。

刘钢老底片912#，何丹书与三位妻妾合葬墓远景。

二、碑文辨读

刘钢老底片中有一组祭祖照片，共16张，除了一张是何联第的几个孩子合影外，其他15张照片拍摄了4处祖茔：何丹书与三位妻妾墓（905、911、912、914#）；何辰云及夫人罗太孺人墓（903、908、909、915#），何郁周及妻妾墓（901、904、906、907、910、913#），不明墓主墓（902#）。

前三个墓主应与何联第有重要的血缘关系。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祖父；另外二位墓主按照墓碑上的时间先后，何辰云在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我们假设他是何丹书的父亲、何联第的曾祖父；何郁周在光绪甲午（1894），我们假设他是何丹书的儿子、何联第的父亲。这种推测也有疑点：如果何辰云是何丹书的父亲，何郁周是何丹书的儿子，为什么何丹书不为父亲捐功名，却为儿子捐功名？这组清末民间墓葬不同于今日，没有墓主的生殁年月日，墓碑上的时间为立碑日期，男性墓主可能以字、号署名，在男性之后联接女性墓主姓氏，而不是今天男女墓主姓名并列的碑刻款式。所以，墓碑日期不必在男性墓主去世后，男女墓主中任何一位先去世，下葬后即可立碑，立碑日期以此为准。何丹书的墓碑上有初建（光绪十九年，1893）和重建（光绪二十七年，1901）的日期，但这两个日期都与何丹书去世时间无关，实际上，何丹书长寿得多。

这组祭祖照片拍摄的时间，可以根据916#底片中何联第子女的年龄推测，大约在1935年左右，从场面看，应是回乡扫墓，时在清明，天气似乎过于炎热。与此相关的还有201、202#，杨浪推测为路途所见社戏场面，极有可能，地点则应在回龙市。

拍摄者有意识记录祭祀过程和墓葬全貌，拍下大小全景和中景，但由于缺乏职业训练，这个摄影者手持相机时常常忘记保持水平。我怀疑这个摄影者就是何联第本人。无论如何，这组祭祖照片极有价值，特别是何丹书墓四张，因为碑文多，透露的信息也就丰富，成为我们研究何丹书最过硬的材料。放大911#墓碑照片，隐约看到以下文字：

公讳恭□字□□号丹书浙江余姚人居□西……

□幼□□大志父纪堂公爱公甚尝□之曰……

□肆命□□业公承父旨毋敢违□水……

曰男子志在四方岂能□□久居此耶遂□然去□□赴……

某外人游外人以公慧不受修□□□□学业大进……

□各有余□爰设□□□因运蹇□□□□□公司先后失败□由□生……

为机械经理举凡枪炮各□学无不留心研究□有……

□清室名公巨卿深器重之光绪丁亥法越事□公以□理台湾……

□□□□勤劳奉  合肥李文忠公  湘乡曾忠襄公奏保江夏……

□  合肥□□□公招赴台湾赞襄一切公……

□化当道上其事历蒙□叙累奖至花翎三品衔□知府公……

 

914#。何丹书的墓志铭共左右两块，以上读出的部分内容来自图右一块碑中。左边的那一块因为虚焦，虽经放大而无法辨认。

从这样有限的内容中，我们可以确切知道：

（1）何丹书以号行，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名和字，也许会发现新资料；

（2）何父有一个名号叫“纪堂公”；

（3）“公承父旨毋敢违”，大概就是何伯勋说的“摆水果摊”；

（4）何丹书年轻时曾随洋人学外语，作为日后的德商瑞生洋行的买办，他所学于“外人”的当然是德语，因为聪颖，外人甚至不收他的学费。学外语这件事，对于何丹书乃至十九世纪的买办阶层，都是影响其一生的“传奇”，他后来送孙子何联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，就是看中了它的外语教育一流，试图继续复制自己的人生经验；

（5）何丹书从事军火生意，因为对枪炮性能“留心研究”而成为“专家”，“清室名公巨卿深器重之”。他与李鸿章、曾国藩都有接触，得到洋务派精英的信任，因此得以拥有在官场、洋行、实业界都得到认可的复杂身份；

（6）他曾参与筹办台湾洋务；

（7）“累奖至花翎三品衔□知府”可能是谀墓之辞，捐官作为买办与官场打交道做买卖的通例，我们留到下面再引用资料，以增进认识。

特别需要说明，何丹书墓的碑铭题写者，在放大照片后清楚可见是“湖北巡抚愚弟聂缉槼”。此人大大有名，是曾国藩的幺女儿曾纪芬的夫婿，29岁时为江南制造局总办，后来做过上海道台、苏皖浙鄂巡抚，因为江南制造局曾委托瑞生、地亚士、信义、礼和等洋行购买大量枪机、火药、子弹及铡床、车床、汽炉、打铁、熔铜等物资，可能由此认识了买办何丹书。

三、网络资料

从网络查询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的资料，有“旧上海进出口业洋行买办名录”，其中有“何丹书，瑞生洋行”的记录。瑞生洋行（J. J. Buchheister & Co.）是专做军火生意的洋行，网上查到的瑞生洋行大宗军火买卖记录有两件，一是替福建水师向美国Laird船厂订造的伦道尔式蚊炮船“福星”号和“福胜”号，每艘造价12万美元，1876年炮船抵华；这桩买卖时间早，何丹书即使当时已到瑞生洋行，也未必有资格参与其事。但是另一桩交易，则很可能是何丹书亲手承办。1884年5月6日，瑞生洋行代清政府向李氏公司（插入式弹匣发明人詹姆士·李，James Paris Lee）购买了9000枝以上雷明顿制造的M1882式步枪，枪匣上烙刻有中文“林明敦厂制造瑞生洋行经承”字样。又加买了3900到4000枝现成的M1879旧型枪，交由雷明顿厂改装成使用相同的弹匣。网上的资料说：

这批步枪正好赶上中法战争，老将冯子材率部拿精锐的法国外籍兵团试枪。1885年3月25日到28日，中法双方在镇南关附近的大青山、凤尾山隘口麈战三天，法军伤亡官兵463员，占入侵兵力五分之一左右。最后法军退走海岸，清军一直追到谅山，整个法军布局濒临崩溃，史称镇南关大捷。法军的事后报告指出，大部份法军使用单发步枪，少数使用管状弹仓手动枪栓步枪的陆战队，又因重新装填费时太久，在第一次装填打完后，多以单发射击。清军的李氏步枪，装填容易，火力惊人，因此以优势火力压制了法军的攻击。感谢雷明顿公司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数几次我军火力优于敌军的战事……当时还闹了个笑话，据说清廷派去买枪的人，之所以选择李氏步枪，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中国人设计的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当然要爱用一下了。

查清政府向雷明顿公司购买李氏步枪的原始合约，约4,000枝M1879旧型枪购买加改装弹匣，共用$29,840，每枝$7.46—7.65。

再说说何丹书的三品衔候选知府，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的资料，同治后期即19世纪70年代前后，尤其是做军火买卖以及向洋务派企业推销工矿器材原料的买办，“类多捐道台衔，戴粉红顶子，拖花翎，进上海县，县官须得迎送，上两江总督衙门也可通行无阻”，并举例说，“搞军火买卖的礼和洋行买办张筱轩、地亚士洋行买办何瑞堂、瑞生洋行买办何丹书、泰来洋行买办胡二梅等都捐有道台衔，怡和洋行买办、有道台衔的唐景星后转任招商局总办”。买办阶层的影响力不仅在于洋场和商场，也通过捐官而达于官场，这是当时的惯例。只是何丹书在道台四品衔的基础上更上层楼，成为三品衔，超出了当时的惯例。

网络图片，买办与洋商。

买办的产生，是因为洋商初来华埠，语言习俗隔阂，又不了解复杂的中国厘金、货币和度量衡制度，必须雇佣中国人作为中外贸易的中介。买办（Compradore）在上海方言里叫“康白度”，他一方面是洋行雇员，集经纪人、代理人、翻译、顾问、交易垫资人、信用担保人等角色于一身；一方面又是独立的商人，有自己独立经营的实业。当时洋行挑选买办，除看重外语和忠诚度，还强调人望与交游、商业能力和经济实力。

洋行的日常开支和货款向由买办垫付，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当然做不到。买办还要以现金（2万至10万两白银）、道契（房屋不动产、有价证券等）或个人信用作为担保。买办替洋行做进出口贸易，垫付资本，承担风险，以此分享洋行的特权及利益。买办的收入，一是薪水，每月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，用来给买办聘用的雇员发工资；二是佣金，平均为进口货值2％、出口货值1％；三是不正当收入，如买卖差价、吃盘、利息、打包、上下力、吃磅、箱皮等陋规，平均在贸易额的2％左右。据估计，20世纪初，一个买办每年有1万～5万两（元）收益，这还不算独立投资的收益。当然做买办也有风险，垫款、道契赔光贴光的事时有发生。

因为资本和风险巨大，个人资金不足以垫款或提供保证金时，可以多人合伙拼凑，举一人出面作买办，其余人可在“买办间”当差，共负盈亏。买办间设在洋行内，买办之下，设跑楼、跑街、收账、账房以至银师、杂役，由买办自雇支配。不同洋行雇用买办的人数不等，有的只雇一个买办总揽业务，有的按照部门和服务种类设许多买办。19世纪末黄金时代，活跃于上海洋行的买办约有2000～2500人。

何丹书的“独立投资”，今天我们确切知道的有三项。一是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他与徐子静（此人也与聂缉槼大有关系，曾任华新纺织新局账房，据说他侵吞的价值5.4万两450股华新股票，后来跑到聂缉槼手里）、叶澄衷等筹资开办轮船公司，附在和兴洋行名下。这项投资可能就是何丹书墓志铭中所指的“因运蹇□□□□□公司先后失败”，网上资料显示出这个事件极富戏剧性，令人浮想联翩。为了获得经营许可，这个“假外资”轮船公司一开始就不顺，不仅因为假借英人名义要白白叫人拿走三成利润，而且很快被垄断轮船运输的太古、怡和洋行看破机关，告到李鸿章那里，中堂大人电谕地方官“设法阻禁”，电报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酉刻发出，收电人中有上海道台聂缉槼（台湾文献丛刊第131种《李文忠公选集》）；蹊跷的是就在此前一天，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早上，瑞生洋行的“宝清”轮在扬子江内狼山附近忽然失火，烧毁轮船，烧死及溺死中外乘客数十人，随船买办因满载糖货杂货受损破产，“闭门放洋枪自行击毙”（上海消防网“火灾档案”光绪十六年四月份火灾）。可以毫无犹豫地判定，瑞生洋行的这艘“宝清”轮（新闻消息称它“现归和兴洋行管理”），是何丹书投资于“假外资”轮船公司的资产，虽然新闻消息说“该轮曾经保险”，但是损失可能仍然巨大。这一闷棍之下，再加上追着噩耗到来的李鸿章电谕，何丹书只能自认“运蹇”。直到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托庇于和兴公司的鸿安商轮公司才独立出来，成为仅次于太古、怡和、招商局的第四大轮船公司。

甲午战争后，不准华商设轮船公司的禁令松弛，民营轮船运输业才发展起来。相比于把资本托付大江大海的波涛，相比于何丹书的第二项投资——1906年购买《新闻报》股票并成为华董，第三项投资何寿康酱园属于旱涝保收、利润丰厚的行业，虽然看起来既不“洋务”、也不“维新”。何寿康酱园建成于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这时何丹书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，膝下只有何联第一个男孙单传，心境自不比少壮做军火生意的时候。孙子已经16岁，即将到圣约翰大学中学部念书，与祖父相反，孙子瘦小文弱，何丹书念兹在兹的，恐怕只有遗产与何家的未来。他把何寿康酱园的四个分销店，取名为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，正是有所祈望的。